一位落魄徽商的记忆平生事述,及江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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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记忆平生事述》虽然仅只寥寥数页，但其中反映出徽商经营及家庭生活的一些侧面，颇值得我们斟酌。明清时期，徽州当地有大批的资金供人借贷，这是许多人外出经商的重要资金来源。

在《记忆平生事述》中，兆鉴还记录了一些家庭的账目。一是有关从事茶叶经营的细账：从前父亲搭艮做茶，其年折本，合七八折归原；第二年，搬本利有余，其艮归还，仍多去艮四十零两；第三年，富陶众借对年归还讫；第四年，张宏远兄借去，次年父亲自手归结讫。文中的“艮”系“银”字的减笔写法。这是婺源商人合伙经营茶叶的四年记录，其经营状况各年有盈有亏。从中可见，兆鉴亦曾从事茶业经营。在清代的婺源，茶叶是与木、墨并列的三大产业，结合当时婺源人外出经商的基本状况，可以推测，乾隆后期至嘉庆前期兆鉴在广东的活动，极有可能也是从事茶叶经营。

《记忆平生事述》接着的第二份账目是“付回家艮钱货物略记”：癸卯十二月十六日艮二百两，宏远兄手；九品职衔蟒袍谱服二，共艮一伯五十五两；一寄吴观进兄手艮六十一两，铜钱九千文；一寄程波兄艮十八两；一寄以圭兄点锡六十斤；一寄日华号艮五十两；一寄恒太号艮五十两，母亲祭葬用五十两；己酉回家艮二百两0十锭，八月初五、十五；燕窝八斤半，洋参十六斤，炉瓶二副；

绣花被一张，艮廿七两八钱，印叔公，存铅艮；凤娟嫁张村礼艮八十两；喜桂亚获身价，七十五五，一伯廿五两；嘉庆元年在广支用一伯四十零两；济美带回银一伯乙十两；衣服卖出艮约一伯两（济美讨亲一伯两，找昌侄廿两）；一寄俞受粢兄艮二百两，买梅田租王家住前田。

在上述的账目之后，作者注曰：“如盐落了井，誉之也无益。”这一表白，反映出其人对于自己的收支状况颇感无奈。不过，从前揭的账目亦可见，兆鉴经手的银两并非少数。如己酉年（即乾隆五十四年，年）回家，就带回了二百多两的银子。将凤娟嫁往张村，花了礼银八十两。济美讨亲，花了一百两（凤娟可能是兆鉴的女儿，而济美可能也与之关系密切）。“购买梅田租王家住前田”，花了二百两。他似乎还曾花钱捐官，光买九品职衔蟒袍谱服就花了一百五十五两。另外，兆鉴还购买过一些奢侈品（如燕窝、洋参等）。这些，都从一些侧面反映出兆鉴一家的生活水准。

该份文书的最后一部分，是有关家族内部建房的详细账目：正屋一堂西边余屋，乾隆三十六年辛卯造。父亲在日，分定正屋后堂房四间，连楼上分与锡弟。前厅房六间，分与我仝镐弟各一边，楼上仝；西边余屋一堂，并猪栏屋，一概贴与锡、镐二弟，留东边空地一片，阔二丈，与我造厨屋，议定锡、镐二家帮贴我银肆拾两；嘉庆九年甲子秋，本邑批捐书院，父亲命我输出银拾两，以呈下杉木一片，与我做厨屋；父亲代我解松板五百卅块，我还解匠二千六百五十文足，其板装大楼厢房，伊等取用，所剩不满三伯块；

嘉庆十年乙丑，我做厨屋，用去众存砖陆百拾块，瓦捌千肆百肆拾五片。分家之后，伊等每边余屋加墙，接厢灰仓，俱是用的存众砖瓦木料，王家住后卷廊三穴，用砖七码，父亲者自己砖，我者自己砖，锡弟之廊是我的砖，造坟茔洪门石，共钱一十四千四百文，我付出钱四千三伯五十文，锡股者以原买其坦税一厘，价钱三伯文，今以其坦作价钱二千四百文算，造作坟茔费用。又付出砖匠工六百文。其余之钱，俱是父亲付。甲子年，父亲手装两边余屋，东厢房一间，用去我分得之茶银陆两，此屋分了几十年，是伊等的己屋装房，何用我银？老糊涂！此银我在乙丑年支用账上扣回。

上述的一段文字，记录了乾隆三十六年（年）至嘉庆十年（年）间兆鉴造房等的支出。从中可见，他对自己的父亲颇为不敬，甚至以“老糊涂”相称。在造房等用料方面，一家人彼此斤斤计较。另外，文中提及甲子年（嘉庆九年，年）的“茶银”，再一次说明，当时兆鉴从事的应是茶叶经营。兆鉴及其父亲筹措商业经营资金时，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邀会，二是借贷。此外，邀会也是融通资金的另一种主要方式。

其次，在家庭内部，“亲兄弟，明算账”，父子之间，兄弟之间，“众”、“己”的观念极为强烈，这也是商业意识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表现。再次，康熙《婺源县志》曾提及该县著名的物产，其中，简单地罗列了茶、墨、簟扇、雨伞等。而乾隆以后的《婺源县志》，则对其中的雨伞有较为详细的注解：“城及中云作之，他处亦有造者，由休邑屯溪达浙江，行之颇广。”另外，对于婺源的竹，方志亦提及：“所植竹，多取以为伞......”，“婺伞有名，资竹之利亦广”。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提及出产“婺伞”的重要地点是县城及中云一带。而《记忆平生事述》中提到乾隆二十九年（年）与兆鉴家合伙在汉口开伞店的，就是中云的王氏四人。这可能说明，在当时，中云的婺伞生产远较时下著名的甲路更为有名。当然，上揭的史料也提及：“他处亦有造者。”所谓他处，应当也包括甲路。甲路位于中云的西北方，因地处上至徽州、下达饶州的通衢要道，故名甲道（俗称甲路）。甲路的大姓张氏，也是在唐末自歙县篁墩迁居于此。迄今，村中还有宋代建筑的马廷鸾第和马家花园，马氏为甲路张氏的女婿。

民间相传，南宋咸淳五年（年）丞相马廷鸾定居甲路，曾从京城带了一把油纸伞。从此，心灵手巧的甲路人便不断改进工艺，世代相袭，从事纸伞制作。“甲路伞，甲天下”，成了当地一个响亮的口号。俗有民谚：“景德镇的瓷器，甲路的伞，杭州的丝绸不用拣。”甲路纸伞成了婺源商品的一个重要品牌，曾随着徽商的足迹销往长江中下游各地。

民国《法华乡志》载：“蜂有数种，能酿蜜者为蜜蜂，收而养之，获利甚溥。吾乡戚秀甫在虹桥路建养蜂室，得红蜂一种，为东亚全洲所无，其创制之蜂箱灵巧无匹，培养方法经验极深，可谓养蜂专家，成效卓著。”年在宝山县杨行乡，“马君武暨周姓选购意大利种，多用新法，如蜂箱之形式，以及饲育、调护、采蜜、制蜡各法，仍照科学研究，每年蜜蜡产额约可一百余担”。年陈宗源在上海县莘庄创办的莼种园养蜂场：

蜂种为意大利产，购自美国，定买6箱，到沪仅剩4箱，现（时为年－引者注）已分有余箱，内土蜂亦有10余箱，以出卖蜂种为目的，酿蜜为附属品（作试验改良之用）。场凡四处，莘庄为第一分场，浙江嘉兴之濮院为第二分场，泰兴县为第三分场，杭州之塘栖为第四分场。每场固定饲养10余箱，余均转地饲养，视各地植物之开花期而移动。春季运至莘庄，以其有芸苔、紫云英等花之可采也。夏季则移至濮院，因该处富有乌柏花也。秋季运至泰兴，利其荞麦花之多也。冬季则运至塘栖，以枇杷、梅等正在开放也。春季所得之蜜，每桶约40斤。意大利种所产之蜜，每磅值洋1元左右。蜂种出售，每箱15元（每箱5筐）。蜂之繁殖，每年平均为一至三倍。

年在宝山县的农村调查载：“年来附近上海一带，畜牧公司林立，乳牛及养鸡者日多一日。最著者有殷行之陈森记畜牧场，专销售牛乳，营业极发达；彭浦之江南养鸡场，资本三万元，所养鸡类多外国种，一切设备均仿新法，所出鸡蛋为数不少。此外尚有养蜂事业，亦颇足称述，杨行一区岁出蜂蜜约一百担以上；罗店勤益果园，亦兼养蜂。”此前的年，吴新民“在松江组织了一个亨达养蜂公司，这个事业很有成就，该公司正向邻县金山发展业务”。年，“上海附近最近开设了一家青青养蜂场，地点在距上海数里的真如，将以新式方法从事大规模经营，其营业处设在上海公共租界北京路新庆余里”。

年对上海近郊农村的调查显示：“畜产一项，如塘桥区之孵鸡坊，陆行区之养鸭，杨行区之养蜂，洋泾区之养猪，事业颇大，成绩亦著。其他或组织养殖公司，或个人经营不一而足，而以莘庄区之莼种园、养蜂场及塘桥区之牛奶厂为最有成效。江湾区之养鸡坊，法华、彭浦二区之牛奶厂，或范围过小，或受外人牵制，畜产经营颇多阻碍。”

如今，纸伞工艺已成了婺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关纸伞的历史，除了口耳相传的有限传说之外，并无多少确切的相关史料。《记忆平生事述》中兆鉴及其父亲在汉口从事纸伞经营的例子，为此提供了一个较早且信而有征的珍贵线索。年高伯俊在真如创办高氏农场，占地10余亩，经营洋种鸡和蜜蜂的养殖。同一时期，宝山县“在城市各沙有专行养鸭者，年约数万，供沪上各菜馆之用。此外有养鸡场及养蜂场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