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文化差异划分省界

中国行政区划边界有「山川形便，犬牙交错」的说法。山川形便指以自然山川为政区边界，使行政区域与自然区域保持一致，便于农业生产和军事防守；犬牙交错指部分行政区域与自然区域相背离，便于防止地方军事割据的产生。

在中国历史上，这两条原则是同时并用的，但越到后来，犬牙交错的原则占据上风。

同一个自然区域更容易催生出类似的文化，所以犬牙交错的行政边界也导致了文化区域的割裂。现代中国的省界和县界仍有不少「犬牙交错」的遗存——同一文化区域分割到不同行政区的现象广泛存在。

不过文化的边界往往是非常模糊的，学界常用方言边界来拟合文化边界，把方言作为判断不同行政区是否归属同一个文化片区的重要标准之一。

文化边界与分类

年起，中研院史语所先后在《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地图》的「语言区划图」中对汉语方言作了不同分类。年，赵元任将汉语方言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粤、赣客、闽南、闽北、吴、湘等九大方言区。

年，丁声树、李荣提出「八大方言」说：北方话、吴、湘、赣、客、粤、闽南、闽北。再后来北方官话进一步细化，目前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字概况的最新官方说明为：

汉语方言通常分为十大方言：官话方言、晋方言、吴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徽方言、平话土话。各方言区内又分布着若干次方言和许多种「土语」。其中使用人数最多的官话方言可分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八种次方言。

本文的分析沿用以上这种分类方式。文化与行政边界的错位前文讲到文化与行政边界的错位是基于「犬牙交错」的原则有意而为之。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看文化与行政边界「错位」。这里的「错位」至少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同一个省/市包含不同的文化区域；2.文化上属于A省/市的区域却被划入B省/市。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的方言数据是以县级行政单位为最细粒度。实际上同一个县市的乡镇也可能分属不同的方言片区，甚至所谓同一个方言片区内的文化认同性也并非完全一致。分类是系统学习的需要，但也是偏见的开始，数据和能力所限，不做深入讨论。一、大「内斗」省（市）这个话题下首当其冲的便是江苏和安徽了。人们只知道「散装江苏」，其实安徽也是「散装」的，只不过由于经济上没有那么强势，存在感稍弱一些。江苏有苏北、苏南之分，安徽也有皖北、皖南的说法。从文化上，江苏、安徽两省都可以分为北、中、南三大块区域，主要以淮河和长江作为区域的分界线。苏北和皖北同属中原官话区，位于两省淮河以北。中原官话广泛分布于陇南、关中、河南大部和鲁西南地区。安徽北部的淮北、亳州、宿州等地，苏北的徐州和连云港部分地区都在中原官话的影响范围。在江苏，苏南苏北之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徐州永远是个旁观者，它是正儿八经的北方。苏中和皖中同属江淮官话区，位于江淮之间。江淮官话算是苏皖两省的强势方言，毕竟江苏省会南京市和安徽省会南京市合肥市都说江淮官话，影响的范围也最大。苏南和皖南位于长江以南。苏南属于吴语区，苏锡常（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都在吴语的影响范围。而皖南由于自身复杂的地理因素加上历史上多次移民冲击，成为中国方言状况最为多元、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在这里江淮官话、徽语、赣语、吴语等多种方言交错分布。历史上江苏安徽同属江南省（清初设置，承袭明朝南直隶），省府位于江宁府（今南京市）。康熙年间，江南纵向切分为安徽、江苏二省。如果当初不是竖着分而是横着分，两省的「散装」味就不至于这么浓了。不过考虑到江南省南北经济发展的差异，竖着分显然比横着分稍显合理。如果江苏安徽的分省考虑的是经济方面的原因，那陕西省目前的格局则更多出于军事方面的考量。陕西以黄土高原和秦岭为界，可以分成陕北、关中、陕南三大块。陕北的榆林、延安属于晋语区，关中地区以中原官话为主，陕南的汉中、安康则深受西南官话影响。汉中北依秦岭，南靠巴山，自古以来与南边的蜀地联系更加紧密。历史上只要蜀地出现割据政权，都会以汉中为屏障。从两汉到南宋，汉中虽与蜀地分分合合，但极少跟关中产生联系。元朝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对蜀地的控制，防止割据政权出现，把汉中划入了陕西行省。从元开始，到后来的明、清、民国，直到今天，汉中都留在了陕西境内。类似江苏、陕西这样跨省的文化区域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粤东的潮汕地区，当地的潮汕话与粤语有着很大的区别，在语言的亲缘性上与福建的主体方言——闽语更接近（当然闽语内部差异也相当大）。大连话的「海蛎子味儿」的东北话，与山东省青岛、烟台、威海等城市的主要方言属于同一方言区。历史上，山东人闯关东，辽东半岛的移民主要来自于今胶东半岛，由此两地有不少文化上的相似性。除了「内斗」省，在很多地级市内部，行政与文化区域错位的情况也不少见。以安徽凤阳县为例。凤阳县在方言分类上属于中原官话，行政上隶属安徽省滁州市管辖。但滁州市的主体方言为江淮官话，反而与凤阳县紧邻的蚌埠市说的也是中原官话。在空间距离上，凤阳县城与滁州市中心直线距离90多公里，而到蚌埠市中心不到10公里。不管从文化距离还是地理距离上，凤阳县似乎都与蚌埠市更亲密一些。凤阳是「文化上属于A市，却被划入B市」的体现。还有一种情况是，紧邻的多个县市同属一个方言区，却被划入不同的地级市，甚至不同的省份。这里以安徽南部的徽语区为例。（为什么又是安徽？只能说大内斗省名不虚传：）徽语区与古代的徽州府的行政区域基本重合。北宋宣和三年（年），改歙州为徽州，元朝为徽州路。元朝末年，朱元璋政权改名兴安府，又更为徽州府，统六县（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徽州历宋元明清四代，行政版图相对稳定。辛亥革命后，全国废府，徽州府被废。如今徽州六邑分属安徽省黄山市、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黄山市继承了徽州府大部分行政区域。绩溪县划入宣城尚且还在安徽省内，但婺源县被划入江西省属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划调整。「婺源隶赣」是近代才发生的事，其中纠葛甚为复杂，有兴趣可以参见徐建平《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一书，本文不多赘述。不过即使同在徽语区，徽语方言内部不同小片差异也相当大，有「六邑之语不能相通」的说法。二、地名里的文化差异性地名是一个地区地理、历史、社会与文化的重要载体。不同村落通名（如村、庄、寨、屯、堡等）的差异与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甚至部分村落通名在空间上的分布也与方言区域高度重合，这也可作为文化差异的一个佐证。如以「堡」为通名的村落集中在中原官话地区，以「坝」为通名的村落集中在西南官话地区。在甘南、陕南、四川和重庆有很多「坝」。坝多指山间的平地或平原，四川有近两千个带「坝」字的乡镇级地名，成都有射洪坝、罗家坝，绵阳有枫香坝、下庄坝，重庆市有沙坪坝等等。而在关中地区有着众多堡寨聚落的广泛分布。以「堡」、「寨」等字眼为通名的村落地名是不同的历史时期官方或民间在所建筑的防御工事的衍生物，即使是现在依然有相当多的村落仍旧保留原来设防年代的堡寨名称。另一个经典的例子便是「厝」的分布。方言中厝多指房屋或家，在闽、台地区使用较多。以「厝」为通名的地点分布来看，几乎与闽方言重合。如福建有何厝、陈厝、北厝等，广东潮汕地区有刘厝、丁厝州、曾厝巷等。粤东、闽北、赣南、浙南等客家地区地名通名属同一系统，这些地名通名通常有磜、嶂、坑、潭、里、墩、圳、坪等。以「磜」、「嶂」为例，这些地名多集中在在粤东北和闽北的客家话分布地区。有关地点通名的分布，之前写过一篇小文，对常见的村落通名的空间分布做了简单的可视化，有兴趣可参见：中国的乡镇都叫什么？根据文化划分省界那么，如果不考虑「犬牙交错」的原则，把所有文化相近的区域都划入同一个行政区域，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依据城市之间的文化距离和实际空间距离做一个聚类，把文化和地理上相近的城市都归入同一个省份。文化距离用方言距离作为量化手段。所谓方言距离即不同地级市之间的方言差异性，具体计算方法可以参见刘毓芸、徐现祥等人所著《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倒U型模式》一文。简而言之，就是以地级市为分析单位，统计地级市下各县的方言片，先计算县与县之间的方言距离，再用人口加权得到地级市之间的方言距离。计算得到主要城市两两之间的方言距离如下：空间距离则以公路里程衡量。综合考虑城市之间的文化与空间距离后，得到的省份聚类结果如下：主要「新」省份的区域详情如下：不过啊，这里的省份聚类只作为玩笑，不可当真。实际上，哪怕聚类到同一省份的城市、县市，乃至乡镇之间的文化也可能迥然不同。尤其在南方，「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是十分常见的。方言的差异，有时也能带来一些笑料。侯宝林先生就有《戏剧与方言》的相声段子。但开方言的玩笑，这个尺度的把控也很微妙。至少在我看来，侯宝林先生的学方言没有调侃和作为「他者」的猎奇。而且当时信息传播渠道有限，相声的受众主要在北方，在文艺作品里听到别的地方的方言倒也是一件新奇的事情。放到现在年，在一个全国性的舞台上，不断输出有关方言的错误知识，把一门方言蹩脚地模仿给大家看就并不是那么好笑的事情了。参考资料：行政区划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