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地区书院对地方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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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寒程龙伟第期一、书院的学术研究促进了地域儒学水平的提升虽然有些学者认为，书院的学术研究性质自元代时期就已经淡化，出现了学校化的趋势，其作为教学机构的性质更为突出。但就整体而言，学术研究仍是书院的重要功能。在宋代以后，非官方的儒学流派呈地域性分散崛起状态，儒学的地域性发展已成为当时儒学发展的重要特征，而与在此之前儒学所呈现的凝聚性、单一性特征形成鲜明对比。[30]由于地域性儒学的民间性特点，学者们在对儒家学说进行理论创发的过程中，往往选择当地书院这种体制外的文化教育机构或自行创设书院作为集聚之地，使书院成为不同地域中儒家学者进行儒学研究与创造活动的中心。无论是宋明时期的理学研究，还是清代的考据学研究，都与书院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正如有的学者在论及宋代理学时所指出的“北宋末期以降，书院之发展每与理学之升降互为因果，相为表里。”[31]清代以降，随着治学风气的转向，训诂考据之学逐渐代替义理之学成为书院学术研究的主流。乾嘉时期，一些学者的治学观念、路径发生变化，他们倡导“实学”，重在对经史进行训站考据。如著名汉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说：“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32]“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现，道在其中矣。”[33]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34]他们力图通过对古书文字的训诂考稽以探求儒家之道的精髓与实质，致力于考据训诂之学。而当时书院大多以科举为鹄的，以课时文为主，所谓“今之山长，亦惟教士以科举之文”，[35]无法适应乾嘉时期学术风气的转变。为了培养从事考据之学的人才，建立学术研究基地，弘扬考据之学，许多考据学学者力图改革书院。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后，江南地区的许多书院就力图摆脱科举考试的附庸地位，重视经史的研习考释，促进考据之学与书院的结合。美国学者艾尔曼提到，“汉学于18世纪中叶在苏州兴起后，迅即传入当地的书院，江南其他地区的书院纷纷以汉学取代宋学。”[36]书院成为当时汉学研究的中心。由此可见，书院的学术研究活动能够大大提高本地域文化的学术理论水平。明清时期，宁国府书院的状况也是这样。这些书院重视学术研究，培养了一部分在学术上比较有作为的士人，以毓文书院为例，有吕培、谭正治、吕伟標、陈坡等人。吕培，字因叔，一字之亭，旌德县人。《清儒学案北江学案》归其为北江（洪亮吉）弟子，且仅收其一人，记其曰“北江主洋川书院（即毓文书院）从游最久。编定《春秋左传诘》，与校录刻成板，即归之，编次《北江年谱》。”吕培于嘉庆十八年（）中举，授中宪大夫，“师事洋湖洪太史亮吉，于经史传其训诘地理之学，善行楷，工篆隶”，其著作除《洪北江先生年谱》外，还有《说书隻》《五代史补注》《四书典制类考》等。[37]谭正治，字行方，旌德人，附贡生。“颖悟好学，幼从朱会元文翰、洪翰林亮吉、赵中书良樹游，多得其指授，诗文并臻古雅。……名公大人闽其文稿，多以翅才目之。”惜其早逝，著有《小雅疏证》四卷、《洋水研经》与《黄海寻秋》等诗集，辑有《历代陵考》一卷。[38]吕伟标，字锦元，号果斋，旌德人。其“从黄仲治（黄征义）、杨莲浦（杨抡）、朱见庵（朱文翰）、洪北江诸先生游，学益纯粹。“嘉庆十九年（）成进士，自请为江宁府教授，“修文庙，兴教化，时列门墙者五千余人，多摄巍科。“著有《飞虹阁诗集》等。[39]毓文书院在嘉庆九年（）刊刻了《毓文书院志》，分为创建、经费、山水、應舍、人物、金石、艺文、书籍八卷，后间加补充，就原版赓续增刊。该书院志内容丰富，考订精谨，保存了不少关于书院的资料。尤为重要的是，毓文书院在选择师资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师资的出身和学术水平，这所所以不惜重金聘用名师。自嘉庆元年（）至道光二十四年（）的48年间，所聘的山长有先后22人，其中有进士14人，举人8人。进士中有翰林8人，状元、榜眼、探花各1人。他们当中除著名史学家洪亮吉外，还有状元顾皋、探花赵良澍、翰林编修王家相、孙原湘、董桂敷、翰林院检讨帅承瀚、举人夏炘、包世臣等，都是饱学资深的一代名流。其中被《清史稿》立传的有5人，被列入《中国名人大辞典》的有7人。山长的待遇，凭科甲出身分三个等级：举人年薪银两，进士年薪银两，翰林年薪银两。外给善银两，又有聘金程仪（路费）20两。按当时一名县教谕年薪银只有数十两。其山长待遇之厚，由此可见一斑。下附毓文书院山长简介：黄征义，进士，从化县令．著有《鹤石山房诗稿》，《余姚县志》有传。扬抡，进士，太平县令。著有《春革轩诗》，《无锡县志》有传。朱文翰，字良甫，歙县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邢部主事。著有《思退初续稿》和《名学类通》，传载《安徽通志儒林》。嘉庆五年—七年在洋川。洪亮吉，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恩科榜眼，翰林院编修(与修《高宗实录》)，贵州学政。著有《北江全集遗集杂著四种诗话》及《更生斋集》，传见《清文稿列传一四三》。嘉庆七年—十年在院。赵良[雨/澍]，进士，内阁中书，广东主考官。著有《肖岩文诗钞》，《泾县续志》有传。嘉庆十一年（）至洋川，十三年（年）主修《嘉庆旌德县志》。顾皋，状元（嘉庆六年（）辛酉科），翰林院侍读，修撰，贵州学政，工部、户部侍郎。传见《清史稿列传一六三》。遗有手书《旌德县洋川毓文书院记》碑刻一方。嘉庆十七年—十八年间在书院。马翊宸，进士，太平县令。作有《下洋村文昌阁记》存世。吴文炳，举人。泾县人，字虎臣。王家相，进士，翰林院编修，御史，著有《若香堂集》和《清秘述闻续》。孙原湘，进士，翰林院编修，著有《天真阁集外集》，有传见《清史稿列传二七二》。嘉庆二十三年（）主讲书院。董桂敷，进士，翰林院编修，总纂国(清)史。著有《自知室文集》。《婺源县志儒林》有传。道光元年—二年在洋川。张臣，进士，宁国府教授。《松江府续志》有传。曾为庙首吕运镐修敬亭书院作序。程表，举人。帅承瀚，进士。翰林院检讨，侍读。有传见《清文稿列传一六八》。道光六年—八年在洋川，曾作《子文公石岭冲墓表》。胡国粱，道光二年（）江南解元。丁金榜，嘉庆十八年（）江苏亚元，大挑教谕。陶北堂，举人。阮文藻，进士，历官安徽、湖南、贵州诸州县，《江西通志》有传。夏沂，举人，江苏吴江县教谕，著有《景紫堂全书)陈守谦，举人，道光二十年（）在洋川。王芳，进士，翰林院编修。包世臣，举人，江西新喻知县，著有《安吴四种》《小倦游阁文集》，有传见《清史稿列传二七三》。道光二十四年—三十年（-）在洋川毓文书院。这些山长在主持书院期间，还积极于学术创作。尤其是洪亮吉和包世臣，二人均为清代朴学大师，一被誉为吴派经学家，一为治事学家。他二人与书院之关系也最深切，影响也最大。《毓文书院志》八卷是洪亮吉亲手撰写，历经四十多年，直至包世臣增补辍笔。以后虽无继修者，但也足贵。洪亮吉在此编成《更生斋集》十六卷，并雕印成书。该书扉面页上有“刊于洋川书院“字样，每卷的末行分别刻有“受业吕培、谭正治、谭时治、谭贵治、吕玺、曹景先、汪瑸、崔本化等校字”字样，说明书院生徒曾协助其整理著作。旌德饶学彬在此著有《月午楼古诗详解》两卷，其对《古诗十九首》的评解为后人所推崇。包世臣在此编成《安吴四种》，其中《管情三义》《齐民四术》是在毓文书院内完成。以此见之，毓文书院在当时可称得上是地方学术文化的中心。二、书院确立了地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地域文化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理论思维水平及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也体现在文化在空间地域上的拓展及文化影响面的扩大。书院是儒学知识传承、创新、积累与传播的机构，本身就是儒家文化的代表与重要象征。建置书院以施行教化已经成为儒家文化进行扩展的重要方式。而儒学的地域扩展又可体现于书院的地域扩展过程中。因此，书院的建立与数量的多少，是反映一个地区的文化地理格局构成的重要因素。一个地区建立了书院，就表明儒家文化已经成功地渗透到当地。因而各地书院的不断建立及普及，可以视为地域文化发展的重要表征。书院的建立就相当于文明的推进，美国学者琳达沃尔顿在论及宋代书院时谈到，“坐落在‘不文明’的内陆地区如赣州的书院，起着‘文明’使者的作用”。[40]如果说书院的建立与普及实现了地域文化在空间分布上的拓展，书院的各种面向当地社会的会讲、讲学活动则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垂直传播。书院会讲活动，肇端于南宋乾道三年（）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的会讲。此后，会讲活动不断发展，在明代中后期兴盛一时并逐渐制度化。讲会活动是书院文化活动的重要特色，也是书院实现其社会教化功能、实施文化垂直传播的重要途径。书院的建立及其讲学与文化传播活动还可以营造出具有浓厚儒家文化气氛的人文环境，改变该区域内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力量对比而渐居主流，使地域文化地图也随之改变。一些书院的建造反应了儒家与道家之间力量的对比变化。实际上，不少书院就是直接取代寺庙或道观而建的。水西书院就属于典型的例子。嘉靖二十七年（），宣城贡安国、沈庞、戚衮、梅守德、太平周怡在参加了阳明学派复古、青原会之后，邀请王畿、钱德洪来宁国府讲学，“假水西三寺为讲会之所”，定每岁春秋二会。期间，邹守益、刘邦采等亦有加入。由于人数太多，水西三寺竟不能容。于是，嘉靖三十一年（），督学御使黄洪毗、知府刘起宗、知县邱时庸等开始筹建水西书院。“前门三楹、中为明道堂，后为熙光楼各五楹、左右两厢各三楹、号舍二十楹；四十一年（），知府罗汝芳増置退省所。”也有不少书院的修建所反映的是一个地区儒佛之间势力与影响的消长。如安徽九华山，自唐代以后，就成为与武夷山、庐山齐名的名胜之地。其文化格局是“诗人、隐士，仙释之流相与经营其间，而未有以圣贤之学倡而振之者”，可见佛道势力颇为兴盛，但儒家文化处于弱势地位。明弘治年间王阳明曾游历九华山，对此名山胜地颇为钟爱。正德年间，当王阳明再次携当地儒生游山时，试图改变当地儒学不振的状况，“慨然欲建书屋于化成寺之西，以资诸生藏修。”[41]王阳明打算建书院于寺庙之侧，以儒家文化与佛道之学相抗衡的意图表现得非常明显，但这一规划当时因故未能如愿。到嘉靖七年（），当地官员祝增才完成阳明心愿，在九华山建立书院，命名为阳明书院。阳明弟子邹守益在《九华山阳明书院记》中说：“书院之建，群多士而育之，固将使脱末学之支离，辟异端之空寂，而进之以圣贤之归也。”[42]这就点明了建立阳明书院以倡扬儒学，排斥佛道的目的。阳明书院建立后，九华山儒家与佛道二教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变化，文化格局为之改变。除佛道二教之外，各地民间流传的一些祀神乃至异端邪说也常常产生很大影响，在地方文化格局中占据一定地位。甚至在短时期内还有可能成为特定地域内的主导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书院的建立，就成为儒家争夺当地文化的主导权、树立儒家文化主流地位的手段。注释：[30]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年版，第47-64页；又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年版，P-。[31]吴万居：《宋代书院与宋代学术之关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年版，第页。相关研究可参见朱汉民：《南宋理学与书院教育》，《中国哲学》，第十六辑，P-。[32]（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椎序》，乾隆五十二年刊本，《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年版，第册，P。[33]（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椎序》，乾隆五十二年刊本，《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年版，第册，P。[34]（清）戴震：《戴震文集古经解钩沉序》卷十，中华书局年版，P。[35]（清）程廷祚：《上李穆堂先生论书院书》，《青溪集》卷九，《丛书集成续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年版，第册，P。[36]（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版，P86。[37]徐世昌等：《清儒学案》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8年，P。[38]道光《旌德县志续志》卷7《人物文苑》。[39]道光《旌德县志续志》卷7《人物文苑》。[40]琳达沃尔顿著，邓洪波译：《南宋书院的地理分布》，《湖南大学学报》年第1期。[41]邹守益：《九华山阳明书院记》，《邹守益集》卷六，凤凰出版社7年版，P-。[42]邹守益：《九华山阳明书院记》，《邹守益集》卷六，凤凰出版社7年版，P。作者简介：萧寒：安徽合肥人。安徽区域文化独立研究人，安徽省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合肥市民俗学会理事。长期从事地方文史暨民俗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工作。程龙伟：安徽淮南人。华夏茶书院院长、知名茶人、紫砂文化学者、茶事活动策划人，安徽省茶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