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宋韵枫桥文脉何处寻

□陈侃章

一首《枫桥夜泊》，把“天下枫桥”都聚焦到姑苏枫桥和寒山寺身上，这就是文学名篇的影响力，是人文因子持续发酵的结果。放眼望去，这种事例并不少见，如苏东坡在黄州写《赤壁怀古》，把三国古战场嘉鱼赤壁的风光给吸附了，“黄州赤壁”知名度远超历史经纬中的“嘉鱼赤壁”。相关方对苏东坡真是爱恨交织！

那么，诸暨枫桥又作如何观呢？诸暨枫桥的历史长度稍逊于姑苏枫桥，相对说来是“后起之秀”，然而后起的枫桥以汇聚各方英才的胸怀，快速流淌成一条蔚为壮观的文化长河。

一、枫桥文脉形成于宋代

作为行政建置的枫桥诞生于北宋末期。对枫桥的来历，文史专家陈炳荣先生所著《枫桥史志》有考证：此地唐朝属大部乡永昌里，有条枫溪穿过，在枫溪江上建立了一座颇有规模的石拱桥，成为婺越往来的主要通道。宋徽宗大观二年（）在此设立枫桥镇，这是枫桥作为行政建置的开始。

枫溪上现存的枫桥夜景。

60多年以后，也即南宋乾道年间，以枫桥镇为中心，从诸暨分出10个乡镇设立了义安县，不过未满三年即裁县复镇。枫桥建县虽然短暂，但宋代古县的历史还是成立。

两宋尤其是南宋初期，北方士人大举南迁。出类拔萃的“枫桥三贤”——王冕、杨维桢、陈洪绶，及赵、何、骆等名门望族的祖上就是在这时期迁入枫桥落籍，一时多少落魄豪杰！

王冕画像。

王冕的枫桥始祖王琳，南宋时为官诸暨，侄子王文炳在枫桥定居，王氏一族蓬勃发展。

杨维桢的先人在北宋迁徙枫桥，期间出了颇有声望的名医杨文修，明清《诸暨县志》都有他的传记。

陈洪绶画像。

陈洪绶枫桥始祖陈寿显赫一些，他是绍兴五年（）进士，后入职朝廷，因主战触怒秦桧，便辞官定居于枫桥，此后在枫桥兴教育、办学堂，培养了诸暨县内外大批人才，如王厚之等名家就是他培育的。

陈寿曾有《宅步家居感怀诗》三首，其中之一为：“家世南迁自汴京，飘然浪迹寄杭城。卜居宅旁梯山稳，辞身离翰苑轻。驱虏每询边将捷，思归频梦故乡情。几回翘首登楼望，飘渺层云护禁陵。”关心国事、思念故乡，无奈寄居异乡之情在诗中浓浓透出。

经过多年的孕育，元末明初王冕、杨维桢、杨维翰横空出世；陈氏一族代代有闻人，如陈性学、陈洪绶、陈字、陈遹声、陈季侃、陈时骥、陈钦，还有现代作家陈海飞等；骆氏一门也不遑多让，明代骆问礼及近现代骆清华、骆寒超、骆恒光、骆建军、骆烨等都是枫桥骆氏后人；何氏族人则有何文庆、何蒙孙、何燮侯、何竞武、何达人等。

虽然枫桥先前曾是越国都城大部（阜）所在区域，但在历史记载中却长时期处于低落或中断，直至宋朝，枫桥才重新振作。因本文重点在宋朝，对枫桥在其他阶段的历史就不作展开。

建置的设立，人口的聚集，使得经济和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南宋时的枫桥已成为浙东耀目的名镇大市，“上有枫桥、下有柯桥”就是真实写照，商业繁荣，教学兴起，文化复兴，枫桥作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就这样层积堆累而成。

二、陆游与东化城寺塔

陆游所居的山阴与枫桥只隔一条古博岭，陆游多次到枫桥游玩和旅宿，现在能查到陆游为枫桥写了三首诗。在介绍陆游三首诗之前，先梳理下枫桥宋代东化城寺塔的由来。

枫桥紫薇山。

枫桥紫薇山上原有南朝梁大同二年（）建立的东化城寺，会昌法难被毁，北宋开宝四年（）复建，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彻底毁弃，不再存在。宋朝堪舆学家认为，这紫薇山虽然秀美，唯其山形像蛰伏在枫溪江畔的一条鲇鱼，两眼突出，觊觎大地，那副阔嘴巴会吞噬生灵，只有在鲇鱼背上插上一柄宝剑，才能既利用它的山势，又镇住它的邪气。

宋代东化城寺塔。

古代大多听信堪舆家的说法。于是北宋元佑七年（）在紫薇山上建起了一座玲珑宝塔，与东化城寺相距不远，故名东化城寺塔，又因元佑年间所建，又叫元祐塔。塔原高7层，经过风霜雨雪，战火洗礼，东化城寺塔顽强地生存下来，虽然只存下4层，但塔基和塔身依然还是建造时模样，塔的砖侧有塔型图案及“壬申元祐七年”的记年铭文，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浙江省仅剩的6座宋塔之一，年为浙江省重点文保单位，年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东化城寺塔是宋代枫桥的史迹见证，是文化传承的信仰支柱，是历史风霜的年轮载体。

东化城寺与东化城寺塔相互映照，俨然是枫桥镇的一个胜迹，吴处厚、陆游、朱熹、辛弃疾、吕祖谦、陶望龄、倪元璐、刘宗周、徐渭、陈洪绶等都曾来此游玩。

陆游（放翁）遗像。

陆游在枫桥写下三首诗。其中《赠化城寺院僧》是夜宿化城寺所作，诗云：“老宿禅房里，深居罢送迎。炉红豆箕火，糁白芋魁羹。粗衲年年补，纱灯夜夜明。门前霜半寸，笑我事晨征。”

显然，这是冬季时节所写。禅院高僧在禅房里深修，不事送往迎来。房间里豆箕燃红炉火，与白晳的芋羹相对应。身着厚厚的百纳僧服，秉烛夜读纱灯下。望外见门前浓霜满地，老僧微笑送我晨曦远征。

陆游的《过干溪桥》诗：“剑外归来席未温，南行浩荡信乾坤。峰回内史曾游地，竹暗仙人旧隐村。白发孤翁锄麦垄，茜裙雏妇闯篱门。行行莫动乡关念，身似浮萍岂有根。”

干溪桥在枫桥镇东，地控古博岭，是绍兴府与诸暨县往来主要通道。从诗意不难明白，陆游刚从四川归来不久，又要奉命南行，虽然留念家乡亲情山水，但还得奔赴供职之地……这诗是陆游路过干溪桥时所写。

陆游的《登鹅鼻山至绝顶访秦刻石》诗：“街头旋买双芒屩，作意登山殊不恶……秦皇马迹散莓苔，如镌非镌凿非凿。残碑不禁野火燎，造物似报焚书虐。人民城郭俱已非，烟海浮天独如昨。”

刻石山（鹅鼻山）新立李斯刻石纪念碑。

鹅鼻山又名会稽刻石山，是诸暨与山阴的界山，一山两面，属会稽山脉一座山峰。陆游此诗题目长，引用时省略了。诗意主要描述他攀登鹅鼻山时所闻所见，秦时李斯的刻石字碑“已镌非镌”“已凿非凿”，面目全非云云。

东化城寺塔与陆游的诗作，是历史留给枫桥的宋代信物。

三、“三贤”的流风余韵

“三贤”是宋朝枫桥立镇以来的文化结晶，其成长活动多在诸暨，身后都长眠他乡。也许如此，围绕三人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谜团，焦点是杨维桢的籍贯众说纷纭，王冕隐居的九里山到底是哪里？陈洪绶死后为什么葬在绍兴山阴？对于这些问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发过对应文章，因为这些问题不搞清，将严重影响“三贤”研究的深入。

杨维桢画像。

杨维桢的籍贯，由于《明史》首先搞错，把其落籍到会稽头上（籍贯以县为单元），所以一时竟有山阴人、会稽人、诸暨人、绍兴人等，还有两说并存，语焉不详等多种说法，且错还出在《辞源》《中国文学史》《中国人名大辞典》等权威书籍中。为此，我根据原始资料及实迹，对差错的原因一一理出，写出考证文章，发表在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吉林社科院的《社会科学战线》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成为公认的学术成果。其后，杨维桢的籍贯除了原始文献只有踵继原错以外（如《明史》），其他都得到正本清源，都写明是诸暨人。

陈侃章《杨维桢籍贯考辨》刊《社会科学战线》年第2期。

陈洪绶墓在山阴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主要是其祖上坟地在山阴。所以陈洪绶葬在那里也顺理成章。

相对说来，王冕隐居九里山要复杂一些，因为历史上对王冕归隐分别有诸暨九里山、会稽九里山、山阴九里山、余姚九里山、江苏铜山县九里山等多种说法。为此我根据原始资料，比对各说，考镜源流，参阅王冕《竹斋集》，走访实地，写成《王冕隐居在哪里》一文，发表在颇具人文声望的中国台湾正中书局《国文天地》年总第78期上，逐条排除他说，王冕最终隐居地无疑是诸暨九里山。

二十年以后，南京师范大学程杰教授在《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年第一期上发表了《王冕隐居绍兴城南九里考》文章。我因久离文化行业，对上述情况并不了解。后来从事梅花种植的陈树茂先生告诉我有这么一篇文章，他认为这个作者太无厘头了，希望我能撰文澄清。

王冕《九里山中诗》见《竹斋集》书影。

我大感兴趣，但看了以后第一感觉：这文恐非署名作者本人所写。首先题目就主题先行，既已定下王冕是“隐居在绍兴城南九里”，还考证什么啊？其次，整篇文章基本没有原始资料，对诸暨、绍兴历史地名很不熟悉，只用诗词作信马由缰的解释，左手倒右手的互搏。其三，作者分不清“九里”与“九里山”的区别，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绍兴会稽县没有“九里山”只有“九里”，而只有诸暨才有“九里山”和“九里村”，王冕隐居的是“九里山”而不是“九里”，仅凭这一点，这所谓的考证文章就不成立。

王冕隐居诸暨九里山之白云庵。

于是，我迅速撰成辩驳文章，投寄相关刊物，但该刊以“不发起争论”为由予以婉拒。在写本篇文章时，我上网偶然看到署名弘虫的作者，对程杰教授的文章作了全面驳斥，写得有根有据。我们当然相信程教授有其专长一面，但仅就此文而论，或是疏于深入，或是发挥不佳。

毫无疑问，王冕、杨维桢、陈洪绶是宋代以来彪炳史册的人物，守护、弘扬、传播好“三贤精神”不仅仅是诸暨的责任。

枫桥“宋韵”浩浩荡荡，时代文化有序流淌，诸暨枫桥以坚实的步伐迈向广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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