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二我的家庭变迁史

岁月如歌

我的家庭变迁史

文

董建敖

千烟之村

游山

我家过去的情况，由于上辈人都不在世了，同辈人我虽然是老大，但在解放时也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所以许多方面也说不清楚。改革开放前，我很少回老家，近年来才每年去几次，在遇上一些年岁比我大的熟人时，他们说我家祖辈人好，后人也都好，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家庭。这是一些老年人几十年来所见，或感受到我家祖辈为人处世的一点简朴的评说。对于过去的家庭，我只能凭少儿时期的记忆，以及长大后听父辈所说，能回想起来一个大概：

(一)我的童年(祖父在世时期)

我是一九三七年出生的，到一九四五年祖父去世时年满八岁，读小学三年级，尚能把家中的一些见闻深刻在脑海里。我记得那时经常看到祖父与村里或外地一些穿长衫马褂、头戴礼帽的人来来往往，或独自一人在书房写写算算，或被人请去解决什么问题的。有时间也带我到街面店铺走走看看，路上有些人遇上他，有的称呼他覲尧先生，也有的按辈份叫他大圭公，或大圭伯、叔的。所以我知道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读书人。现在从村谱上看到，祖父名大圭，字覲尧、学名奎，他生于年，十七岁（年）南京上江公学肆业，在辛亥革命前就去南京读过书。民国初期，他还被公推任过区董、区筹备委员会主席。旧社会，游山的先人多为茶商，或经销木材、土特产的生意人，他们走南闯北，经商挣到钱，就携资归故里，扩祠宇广宅第，兴建楼堂亭阁、村道桥梁，以敬祖睦族。祖父在中年时也办过茶行，做过茶叶生意。他收购周边村庄农民采制的毛茶，经过自己办的茶行(也叫茶号、茶厂)加工筛选，分级装箱，然后运往上海、广东等地销售。我父亲长大后，还开了南货店、酒坊、砻坊（碾坊），并买了一头骡子让我父亲搞运输。

祖父在世时，我家有祖父母、伯父母、我父母、大叔、二叔、大姑(二三四姑给人家抱养)及我和占杏妹等11人生活在一起。其时，我家产业有正屋一栋，余屋一栋(用于养猪圈骡，砻坊及贮放柴草)，水田包括伯父过继给祖父哥哥昌敬公的田产共六十余亩。山场有两座，一座是面积不大的竹山，一座是面积较大的松、杂木薪炭林。水田主要是分布在3-4公里以外的周边小村，村庄附近仅有7-8亩田，每年除雇用一个长工砍柴种菜外，农忙时还要请些零工帮忙耕种田地。远处的田出租给外村人耕种。那时生产力较为落后，一年每亩只能收1-2担租谷左右，每年自耕自种与收的租谷大概有80-担，除供全家口粮及饲养生猪3、4头的饲料粮，尚有一些余粮运往景德镇出售，可以买回一些布匹及家庭生活用品。当时家中还有南货店、酒坊的经菅收入，所以尚能供大叔、二叔分别在南昌、景德镇读书。家庭生活在游山村里虽然不算富裕，但也不缺吃少穿。游山村里有三家屠店，每月初一、十五杀猪卖肉。我家逢年过节（端午、中秋）一般都会自宰肥猪一头。过春节，我父亲要赶骡运两担米去景德镇出售办些年货，还要熬糖酿糯米酒，包粽子，蒸糯米糕等。回想起童年时期的生活，还是比较好的。

（二)我的少年时期(解放前几年)

祖父去世后至一九四九年春婺源解放这几年中，我家的遭遇是很不幸的。在祖父去世不久，伯父伯母也相继病故，他们还不到40岁。到一九四六年冬，我的父亲因家庭负担沉重、经常起早摸黑往返景德镇搞运输，风雨之中受风寒得了肺炎，当时又缺医少药无法医治，年仅三十岁也离开了人世。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先后四位亲人相继去世，这对我家的打击是相当巨大的。祖父去世时，大叔在南昌读大学还没有毕业，二叔师范毕业后没有工作，家中由我父亲与祖母共同支撑着，家庭尚能过得去，影响还不很大。我父亲去世后，家庭状况就日趋艰难了，当时二叔还年轻，家中没有得力的男人，妇幼之辈就不得不停开了南货店和酒坊，卖掉了搞运输的骡子。种几亩田还要雇半个长年工(做两天隔两天)。同时，在村里还受到宗族强势力的欺负。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宗族头子指使一些做祠堂的工匠，把我二叔抓去关在祠堂里，迫使我家为新建祠堂出钱出粮。宗族房股之间明争暗斗的事情也常有发生。从此，二叔感到我家已经走向没落，斗不过那些宗族头子。所以促使他提前弃家从军，在未解放时就参加了新四军皖赣游击纵队。

我父亲去世后，家庭由祖母掌管着，她虽然是个没有读过书的家庭主妇，但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和筹措大叔还差一年毕业的费用，经常带我去外村走访佃农，诉说家庭困境，婉求佃农按过去一样交租谷，实在收成不好的就适当减租，由我一户一户的记下来，大多数老佃农都表示接受，一般都按商定的交了租谷。同时，她也从大叔来信中知道全国即将解放，果断地卖掉了祖父开办茶号存放的大茶锅、茶箱，风箱等制茶工具，以及开店用的玻璃柜，瓶瓶罐罐用具，筹集资金让大叔读完大学。

一九四七年秋，大叔大学毕业，先是经学友介绍到永修县中学任教师，次年回到婺源，在婺源茶职学校任教师。这期间，二叔也在游山小学当教师，并代任校长，因而家庭状况有所好转。但时间不长，到一九四八年秋后，江南新四军游击队已进入婺源山区村庄，游山小学就停办了，二叔离家参加了新四军皖赣游击纵队。这年冬天，大叔经同学介绍谈好了对象，写信向家中要了一些衣料，在龙山的豸峰结婚，他一直没有回游山家中。从此家中就只有祖母、母亲、我和弟妹等五人，面临着全国解放的到来。同时，我读完小学五年级就失学了。

(三)我的青少年时期(解放初五年)

一九四九年春，婺源县城解放，乡村纷纷成立农民协会，在未开展土改前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不再向地主交租谷了。从此，我家就失去了生活来源，一切都得靠自己动手，自食其力了。当时我仅有十三岁，大姑已出嫁，祖母与母亲均是小脚女人。我刚出校门，从未干过任何农活。但却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力，开始跟着人家上山砍柴，挖地种菜。祖母、母亲也上山寻找毛竹枝桠，背回家扎地帚，然后由我抬着到周边村庄去卖，换回一些大米、黄豆、鸡蛋等可吃的食物。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亲朋好友不能来往，大叔二叔必须与家庭划清界线，断绝往来，否则自身难保。在一九五四年以前，他们一直与家中没有任何联系，更谈不上经济上的帮助。

在解放初期的几年时间里，祖母、母亲以及我与弟妹五人相依为命，经历了饥饿的难受，以及别人的歧视与冷酷。白天劳累辛苦，晚上睡不安稳，实在是度日如年。回想起我那时开始学砍柴，挖地种菜的情景，经常在山上刮破了手脚。或因气力不足，担柴过重跟不上人家，离村较远的山坞里天黑下来了。或因肚里饿得难受，不知在外哭了多少次。年少从事体力劳动，又无大人帮带，在离家很远的山坞里，特别是深山老林抬头见不着天，阴沉沉的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恐惧。通过两年的锻炼，我的体力就增大了很多，也敢于去卖劳力挣钱了。我记得刚解放不久，游山的董家山有煤，当时没有公路运输，全靠劳动力挑运，从游山翻山越岭往返20公里，把煤炭挑到景婺公路的东流路边，再由景德镇市的工厂用汽车运走，每斤运费0.6元，我也每天跟着人家去挑，开始一天挑七、八十斤，挣四、五角钱，后来一天也挑到斤左右，每天能挣回六角钱(当时可买到十余斤米)，所以当我回到家拿出钱来时，祖母、母亲都高兴得流下了眼泪。少年时期的我，与同龄人相比，个子显得瘦小，但还能忍受肩挑背驼的劳苦，并逐步学会了种菜等多种农活。今天，我到了古稀之年，仍然保持了较好的健康体格，也许与年少时期经受了劳动的磨练，增强了筋骨有一定的关系。

一九五一年冬天，游山进行了土改，我家也按人口（还包括大叔、二叔）分到十几亩水田，但分得的田大都是离村3-4公里远，常有野猪出没的山坞垅，山高水冷日照少，花工大、产量低的下等田。土改后农民优先分得近处的上等田，不再租种人家的田。同时也规定分到的田不能出租给人家种。当时，家中只有我一弱小劳力，又没有耕牛农具，要自己耕种十几亩田谈何容易，幸运的是得到两个好亲戚的帮助，一是上姚的天保姑夫，他那时年轻力壮，是一个干农活的能手，除了耕种自己家的田，还能起早摸黑，一天早出晚归往返30里路，来游山带着我耕种七八亩田，从种到收一年不知跑了多少路。二是居住在南坑村的同堂子英姑夫。他自己是个农村土医生，有四个身强力壮的儿子，他知道我家那些远处的田是无法耕种的，荒田又要受处罚，他就指定四个儿子，各承担两亩代耕代种代交公粮。这样既解决了我家五口人的吃饭问题，也没有荒田。在此，我还想起刚解放时头两年里，也就是极端困难时期，我家还得到了王封村姨婆婆(祖母妹妹)，虹川村的大姨(母亲的姐姐)以及梅田村个别过去相处很好的佃农的关照，在没有粮食吃的日子里，就到他们几家去背些大米回来，每次还送给一些黄豆、干菜等农产品。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仍然记忆在心怀，可惜无力回报他们的后人。

（四）我的人生转折时期

一九五四年春末，正元叔去武汉探望多年未见的竟成叔，返回时途经南昌，去省农科院见到我大叔，谈到了解放前后几年来我家中的情况。这时阶级斗争路线有所放松，虽然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员不能直接与剥削家庭来往，但可以汇点钱供养家中老人及小孩，并允许未成年人也能上学读书，所以大叔就搭正元叔的口信，叫我把户口迁出来，这时大婶已安排到赋春小学任教师，而且赋春小学的校长又是解放前游山小学教过我的老师董振新先生，他同意了我把户口迁入赋春小学转吃国家粮，并寄宿在赋春小学读书。从此，我的人生开始了转折。我在赋春小学读了小学五年级下学期两个多月和六年级，第二年毕业考入婺源中学读初中三年，其生活、学习费用均由大叔负担。在我离家读书后，家中祖母等人的生活，除了仍然得到天保姑夫等亲朋好友的援助外，大叔还寄些钱回家，尽管如此家中的生活还是十分艰苦的。由于在家劳动了五年，复校后年龄偏大，同时考虑到大叔自己有了子女，负担加重了，不可能再要他继续供我读高中，而且当时的政治环境，我读了高中成绩再好也不会录取上大学的。同时，当年招生的一些公费中专（如师范、卫校、公路工程、煤炭等）大都是保送贫下中农子女的，婺源中学不让我报考。而我当时已下决心不能再回游山，因此我初中毕业后，就不得不去报考了半工半读，生活、学习费用全免的婺源茶校。

在婺源茶校本来是三年才毕业的，因当时国家要大力发展茶叶生产，以茶叶出口换取外汇，需要茶叶技术人才，因而我仅读了两年（年）就毕业留校工作了，从此我成了国家干部，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我的人生从此实现了新的转折。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政策作了重大调整，解除了人们思想政治上的枷锁，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工作与生产积极性，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与此同时，我的家庭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家族子孙欣逢盛世，也都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谢谢阅读

文字丨董建敖

编辑丨婺里君

婺里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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