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元代青花瓷,有什么惊艳出世的时代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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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以后，景德镇风化较强的上层瓷石即将用尽，而风化较弱的中、下层瓷石经不住强火的烧烤，烧成的瓷器容易变形，甚至成为废品，致使景德镇南河、小南河流域百余家窑场停产，景德镇制瓷业岌岌可危。

南河流域的湘湖、盈天和塘下以及小南河流域的进坑、柳溪、西溪和丰旺等窑场自南宋开始逐渐地走向了衰落，其遗址出土的大量窑业废弃物可以印证这一点。

尽管极少的大型窑场（如湖田窑）期间因采用北宋定窑的覆烧法能够勉强继续生产，但是，以覆烧法烧出的瓷器“芒口”及其锋利，常常会划伤消费者的口唇，虽然一些上层社会人士均在芒口上镶嵌金、银、铜，但此方法却一直无法彻底排除伤人口唇的难题。

元代初期，当地瓷工在景德镇以东约70公里的麻仓山发现一种耐火度较高的白色高岭土，至明嘉靖时期，麻仓山的高岭土逐渐枯竭，后又在景德镇瑶里镇东埠街后山——高岭山发现了蕴藏量巨大的高岭土，晚明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在此之前，景德镇所用的瓷石来自于婺源县的祁门山，所用的高岭土采掘于景德镇的高梁（岭）山。

不仅指明了高岭土的产地，还阐述了瓷石和高岭土的性能以及制胎原料配方。然而，刘新园先生又指出，景德镇早在元代就发现了高岭土，并发明了震惊世界的“二元配方法”。

蒙古族具有“尚白”“尚蓝”的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蓝白相间的景德镇元代青花瓷适应蒙古族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文化观念，因而在这些地区拥有广阔的市场。

青花瓷属釉下彩瓷中最名贵的品种之一，它采用钴土矿料作为着色颜料，它先在干燥的泥坯上绘画图案，然后在高温的龙窑（或葫芦窑）中烧成的一种发色幽蓝的陶瓷。

青花适应在莹润的白色釉层下才能显现出浓艳的蓝色，而在龙泉窑的深绿色釉或吉州窑的黑釉下都无法呈现出美丽的深蓝色彩。

早在元朝建立之初，朝廷内的“枢密院”曾向“浮梁磁局”多次定制军用的卵白釉。这种瓷器釉色呈乳浊状，早期色白微青，中期色超纯白，器内纹饰中印有对称的“枢密”二字，故又名“枢府瓷”。由于其釉色乳白，景德镇元青花图案常绘画于卵白釉上。

一白一蓝，青花瓷的色彩组合艺术效果得以充分的彰显。因此，卵白釉是最能衬托青花的底釉，为景德镇元代青花色彩的有效发挥提供了最佳的载体。

蒙元帝国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一个强大政权，其势力覆盖了中亚、西亚及欧洲，其与这些地区贸易往来密切，中国陶瓷、尤其是景德镇青花瓷充当了重要的商贸角色，成为了元朝极其重要的税源之一。

景德镇在元代青花瓷面世之前，工匠们只擅长在陶瓷胎体上进行刻花、划花、篦饰、镂空、堆花、剔花和印花，从未以毛笔在坯上（或瓷上)作画，对釉下彩绘自然十分陌生，无法绘画出图案如此精美、运笔如此酣畅的青花瓷。

青花瓷图案既然不是出自于景德镇本地工匠之手，那么外来的绘画者又是何许人也？

磁州窑工匠。经过长期的宋元之战后，全国人口急速地减少，而浮梁县的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量很大。

通过对景德镇元代青花瓷和磁州窑元代釉下黑彩瓷的对比，它们在挖足、装烧、造型、构图、运笔等方面均有相同之处。

此外，近年来在景德镇湖田、落马桥元代窑址中还发现了不少的磁州窑釉上红绿彩瓷。由此可见，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的生产中或许有磁州窑工匠的直接参与，或许有磁州窑彩瓷技术的传入。

吉州窑工匠。南宋末期，文天祥数次抗元失败之后，回到其家乡吉州，召集大量的吉州窑窑工继续抗元，经顽强战斗依然以失败而告终。

为了生计，幸存的窑工们纷纷就近逃亡至窑业兴旺的景德镇，为景德镇带来了精湛的陶瓷釉下彩绘技术，这从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纹饰题材、构图方式上均可以看到吉州窑釉下彩绘瓷的身影，如吉州窑瓷上的菱草纹、莲荷纹和蕉叶等。

波斯工匠。关于画局青花瓷设计人员的来源及构成问题，笔者认为除磁州窑和吉州窑的工匠外，还有西亚工匠，特别是大量的波斯彩陶工匠来到中国，均列为元代的官匠。

元代高岭土的发现与“二元配方法”的发明，极大地提升了瓷器的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的变形，为景德镇元代青花瓷大型器物的问世提供了优质的制胎原料和科学的胎料配方；“画局”和“浮梁磁局”的设立，是景德镇元代青花瓷设计与生产的组织保障。

磁州窑、吉州窑工匠以及西域陶工的到来，为元代景德镇输入了青花瓷彩绘人才；两宋时代中断的中国通往亚欧“丝绸之路”在元代重新开通，为波斯青料的进口与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的输出，拓展了中外商贸和文化交流、互动的国际空间。

总之，景德镇元代青花瓷是在元朝强盛综合国力的历史背景下惊艳问世的。